**鲍莫尔成本病揭示的是结构性难题：在医疗这类“停滞部门”，单位劳动力成本会随时间不断上升。AI医疗的远程医疗虚拟助手被寄望于用机器替代部分人力，但它能否真正压低服务价格、重塑议价能力，取决于替代的深度——它目前替代的主要是预约、健康信息管理、远程监护等标准化环节，而非医生本身的诊断与决策。**因此，它更可能先改变成本结构中的外围部分，而非直接改写整条价格曲线。

成本病为何盯上医疗

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于1967年构建了两部门非平衡增长模型，把宏观经济分为具有正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进步部门，与不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停滞部门。在关键假设下，进步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劳动力成本）将维持不变，而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将不断上升。若消费者对停滞部门产品的需求并非完全无价格弹性，不断上升的单位成本会促使需求减少，该部门将不断萎缩。

医疗服务正是典型的停滞部门：人力投入难以被生产率提升所稀释，价格因而持续上行。《福布斯》专栏作家蒂姆·沃斯托在《改变医疗服务价格曲线的方式：解雇医生》中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较好方式是用机器来替代医生。

虚拟助手替代的是哪一段

以ChatGPT为例，远程医疗虚拟助手可帮助患者安排预约、接受治疗和管理健康信息。随着远程医疗兴起，许多患者更愿意在家中接受护理，虚拟助手可提供远程管理健康所需的指导和支持。此外，远程患者监护可分析来自可穿戴设备、传感器和其他监控设备的数据，在患者病情恶化或出现担忧趋势时向医疗保健提供者发出警报，帮助及早干预、防止住院或其他并发症。

这些环节的共同点是标准化、可重复、人力密集，正是成本病中“单位时间产出刚性”的部分。议价能力的来源，也正在于能否在减少这部分人力投入的同时维持服务体验。

价格传导与议价结构

价格能否下行，不只看技术替代了多少工时，还看成本节约如何在医院、技术服务方与支付方之间分配。医疗数据权属基本在医院方，也有观点认为所有权在患者个人、控制权在医院、管理权在政府，第三方机构需借助政府支持和医院配合方能进行商业化开发利用。这种结构决定了技术服务方在议价中并非强势一方。

同时，埃里克·托普在《深度医疗》中认为，AI医疗不太可能超越自动设备的3级水平：阅片、诊断等工作可用AI辅助完成，但就医学整体而言，绝不能容忍没有人类医生和临床医生的监督。这意味着替代存在明确上限，价格曲线的重塑更可能是渐进的。

常见问题

远程医疗虚拟助手能直接降低看病价格吗？

它替代的是预约、健康信息管理、远程监护等标准化环节，可减少这部分人力投入。但医生诊断与决策环节仍受监督要求约束，价格能否整体下行取决于成本节约的传导方式。

AI医疗的议价能力来自哪里？

来自在减少人力投入的同时维持服务体验。由于医疗数据控制权主要在医院方，第三方机构需借助政府支持和医院配合才能开发利用，议价结构并非由技术单方面决定。

AI医疗会完全取代医生吗？

《深度医疗》认为AI医疗不太可能超越自动设备的3级水平，阅片、诊断可辅助完成，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没有人类医生和临床医生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