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减半、叠加增值税税率由16%降至13%,直接降低的是航空公司的刚性成本,因此降本红利会优先落在航司这一环;但红利并非由航司独享,而是沿着航空运输产业链,在航司、机场、空管、油料等环节之间重新分配。 按照《关于统筹推进民航降成本工作的实施意见》,政策组合还包括暂停与飞机起降费相关的收费标准上浮,以及跟进下调航空煤油进销差价、调整与航空煤油销售价格相关的收费标准。谁的成本被直接削减,谁就先受益;谁掌握定价话语权,谁就更可能把红利截留下来。
三项政策分别削减了谁的成本
从成本归属看,这三项政策的着力点并不相同。民航发展基金向航空公司收取,征收标准在现行基础上下调50%,减少的是航司的刚性支出;增值税税率由16%降至13%,影响的是链条上各环节的税负与含税成本;暂停与飞机起降费相关的收费标准上浮,则压住了机场向航司收费的上涨通道。
| 环节 | 成本/收入归属 | 降本红利的传导方向 |
|---|---|---|
| 航空公司 | 缴纳民航发展基金,支付起降费、航油等 | 直接减负,最先受益 |
| 机场 | 收取起降费等相关费用 | 收费上浮暂停,让利给航司 |
| 空管 | 空管收费纳入政府定价成本监管 | 定价机制更透明 |
| 油料服务 | 航空煤油进销差价与销售价格 | 进销差价下调,降低用油成本 |
红利会在哪些环节被截留
降本红利能否完整传导到航司,取决于各环节的议价能力。机场一端,起降费上浮被暂停,意味着原本可能上涨的收费被按住,这部分空间实际上留给了航司;油料一端,政策要求跟进下调航空煤油进销差价,并调整海上运保费等与航油销售价格相关的收费标准,用油成本随之下降。空管收费和航空煤油进销差价被纳入“准许成本+合理收益”的政府定价成本监管,则让这些环节的收费更贴近成本,减少不合理加价的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航空运输是典型的重资产、高固定成本行业,成本下降对利润的弹性较大。行业在疫情冲击期间的经营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据初步统计,2020年全行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246.91亿元,利润总额-974.32亿元;其中航空公司营业收入3755.02亿元,利润总额-794.46亿元;机场营业收入882.97亿元,利润总额-232.98亿元。在收入端承压时,成本端的每一分下降都直接对应利润的改善,这也是降本政策受到行业重视的原因。
产业链利润分配会怎么变
综合来看,降本红利的第一落点是航司,因为民航发展基金和增值税直接作用于其成本表;机场则通过收费上浮暂停间接让利;油料服务环节的进销差价下调,把利润空间向用油方转移。空管环节更多体现为定价机制的规范,而非直接的利润再分配。
对投资者而言,理解这条链条的关键在于区分“谁减负”和“谁让利”:减负的环节利润改善更直接,让利的环节则取决于其成本能否同步下降。至于红利最终在各环节的具体分配比例,需结合各公司披露的经营数据与后续政策执行情况观察。
常见问题
民航发展基金下调50%,是航空公司独享吗?
不是。征收标准下调50%直接减少的是航空公司的缴纳支出,但政策同时要求暂停与飞机起降费相关的收费标准上浮、跟进下调航空煤油进销差价,红利会通过收费和价格机制在机场、油料等环节之间传导。
增值税从16%降到13%,对航空产业链意味着什么?
增值税是链条各环节普遍涉及的税种,税率下调会降低含税成本。政策明确落实这一调整并跟进下调航空煤油进销差价,使税负下降与油料价格调整形成组合效应。
降本红利会不会被上游环节截留?
存在这种可能,关键看各环节的议价能力和定价机制。政策将空管收费和航空煤油进销差价纳入“准许成本+合理收益”的成本监管,正是为了压缩不合理加价空间,让红利更多留在航司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