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糖尿病诊断标准的历次调整，直接改变了“多少人被判定为血糖异常”这一防控起点。从1980年兰州标准下的患病率0.67%，到1986年、1994年采用WHO 1985标准后的1.04%与2.51%，再到2002年起沿用WHO 1999标准、2015至2017年调查升至11.2%，每一次标准切换都对应着患病率认知与防控节奏的拐点；而《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将糖化血红蛋白（HbA1c）纳入诊断指标，进一步把识别窗口前移。
标准演进如何抬高“数字水位”
八次全国性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勾勒出一条清晰的阶梯。1980年调查采用兰州标准，全人群患病率为0.67%；1986年与1994年两次调查改采WHO 1985标准，患病率分别为1.04%和2.51%。2002年调查起采用WHO 1999标准，城市患病率为4.5%、农村为1.8%；此后2007至2008年、2010年、2013年、2015至2017年调查均沿用该标准，患病率依次为9.7%、9.7%、10.4%和11.2%。
需要说明的是，各次调查在调查人数、年龄范围和筛选方法上并不一致——早期以尿糖加馒头餐2小时血糖筛选高危人群，2002年起改为空腹血糖筛选，2007至2008年起统一采用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因此患病率的抬升既反映真实流行趋势，也包含诊断口径与筛查手段变化带来的识别放大。
从“确诊”到“前期”：拐点为何前移
标准演进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把干预时点从“确诊糖尿病”提前到“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前期指糖调节已受损，包括空腹血糖受损（IFG）和糖耐量减退（IGT）。按《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IGT的75g OGTT 2小时血糖为7.8～11.0 mmol/L，或HbA1c为5.7%～6.4%；空腹血糖受损在该版指南中采用WHO标准，为6.1～6.9 mmol/L。
与此同时，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为：有典型糖尿病症状者，随机血糖≥11.1 mmol/L、或空腹血糖≥7.0 mmol/L、或OGTT 2小时血糖≥11.1 mmol/L、或HbA1c≥6.5%，任一项超标即可确诊；无典型症状者需改日复查确认。HbA1c入标的意义在于，它反映的是较长时间的平均血糖水平，不依赖单次采血时点，有助于发现空腹血糖与餐后血糖之外的高危人群。
防控节奏为何必须跟上
标准把更多人纳入视野，而现实中的知晓与治疗却明显滞后。《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数据显示，我国糖尿病知晓率为36.5%、治疗率为32.2%、控制率为49.2%，农村地区尤为偏低；IDF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糖尿病未诊断率高达51.7%，高于44.7%的世界平均水平。
2型糖尿病早期常缺乏足以引起注意的典型症状，往往多年未被诊断，这使早期筛查成为关键环节。而糖尿病前期人群规模庞大，接近一半的成年人血糖异常，处于糖尿病前期状态。诊断标准的每一次演进，本质上都是在回答“从哪一刻开始干预”，这也是防控拐点不断前移的根本原因。
常见问题
糖尿病前期诊断标准包含哪些指标？
糖尿病前期指糖调节已受损，包括空腹血糖受损（IFG）和糖耐量减退（IGT）。按《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IGT的75g OGTT 2小时血糖为7.8～11.0 mmol/L，或HbA1c为5.7%～6.4%；空腹血糖受损采用WHO标准，为6.1～6.9 mmol/L。
WHO标准在我国调查中沿用了多久？
WHO 1985标准用于1986年和1994年两次全国调查，WHO 1999标准自2002年调查起沿用，此后2007至2008年、2010年、2013年、2015至2017年调查均采用该标准。这一沿用过程也伴随着筛查方法从尿糖、馒头餐2小时血糖，逐步过渡到空腹血糖和OGTT。
为什么把HbA1c纳入诊断会影响防控节奏？
HbA1c反映较长时间的平均血糖水平，与随机血糖、空腹血糖、OGTT 2小时血糖并列成为诊断依据之一，诊断切点为≥6.5%。它的加入使识别不再局限于单一时点的血糖值，有助于把更多血糖异常者更早纳入管理，从而影响防控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