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交易所从民企牌照转向国资主导后，佣金费和会员费各由谁承担？

数据要素交易所从民企牌照转向国资主导后，收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佣金费主要由数据供应方（供方数商）承担，会员费（数商服务费）主要由数据需求方（需方数商）和第三方数商承担。以上海数据交易所为例，其采用“佣金费+会员费”的双轨收费模式，向供方收取交易额的2.5%作为数据产品交易服务费，向需方数商一次性收取9980元、向第三方数商按19980元/年收取数商服务费。

从1.0到2.0：收费模式为何重构

国内数据交易所建设经历了两个阶段。1.0时代（2015—2017年）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为代表，各地成立的约20家交易所多由上市公司、民营企业设立，带有牌照性质，普遍面临场内交易活跃度低、场外交易乱象频发等难题，部分交易所发展陷入停滞。

2.0时代开启于202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数据交易所陆续成立，普遍采用国有资本入股、政府指导、市场化运营的方式。这一转变不仅保障了数据的权威性和安全性，也使收费模式从1.0时代单一的佣金抽成，转向更精细化的分层收费体系。

上海数据交易所的双轨收费结构

上海数据交易所自2021年11月揭牌成立，是当前国资交易所中运营较为成熟的代表。其收费规则于2022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具体结构如下：

佣金费对应的是交易所提供的数据规整、脱敏等相关服务，由数据供应方按成交额比例支付；会员费则对应需方获取数据查询权限的费用，以及第三方数商参与生态的年度费用。这一结构与1.0时代“只向交易双方抽佣”的模式相比，将收费对象从单一的交易环节扩展到了数据要素产业链的多个参与角色。

常见问题

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的收费差异在哪里？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主要扮演中介服务角色，负责撮合数据供需双方；上海数据交易所则在撮合基础上进一步提供确权登记认证等服务，甚至可将供应方原始数据加工为数据产品后挂牌流通。两者价值分配逻辑不同：中介模式收费集中在交易环节，而数商生态模式将费用分摊到确权、加工、流通等多个环节的参与者身上。

为什么国资交易所更倾向于向需方收会员费？

国资背景交易所定位为准公共服务平台，政府指导下的市场化运营需要兼顾数据流通的活跃度与可持续性。向需方收取会员费对应的是数据查询与使用权限，属于按服务付费的逻辑；同时需方通常是数据应用能力较强的机构，付费意愿和能力相对明确，这有助于交易所建立稳定的收入基础。

收费结构变化对数据要素产业链意味着什么？

佣金费由供方承担，直接与交易规模挂钩，激励交易所提升交易撮合效率；会员费由需方和第三方数商承担，则对应产业链上数据应用与生态服务的价值贡献。这种分层收费使数据要素的价值分配从“交易抽成”转向“按环节付费”，与数据确权、开发、流通的全链条分工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