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DA2020到ADA2022，DPP-4抑制剂（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在糖尿病药物版图中的位置经历了一次明显的相对后移。在ADA2020指南中，DPP-4抑制剂是二甲双胍之后可选的六类后续治疗药物之一；到ADA2022指南，指南的推荐重心转向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和SGLT2抑制剂（SGLT2i），DPP-4抑制剂不再处于被优先强调的位置。 这一变化并非DPP-4抑制剂自身机制出现问题，而是糖尿病治疗理念从"以降糖为中心"向"以心肾结局和体重管理为中心"迁移的结果。

起点：作为二甲双胍后的六类选择之一

DPP-4抑制剂的作用机制是抑制DPP-4，从而减少GLP-1在体内的失活，属于口服类降糖药物，代表品种包括西格列汀、维格列汀、沙格列汀、阿格列汀。

ADA2020年发布的糖尿病诊疗指南提出，2型糖尿病应首先应用二甲双胍治疗并辅助生活方式干预，再由病人自身健康状况选择后续治疗方案，主要有GLP-1RA、SGLT2i、DPP-4i、TZDs、SU（磺酰脲类）、胰岛素六类药物。在这一框架下，DPP-4抑制剂是六个并列选项之一，其价值更多体现在口服便利性和较低的低血糖风险上。

拐点：ADA2022把重心移向GLP-1RA与SGLT2i

ADA2022指南的更新，是DPP-4抑制剂品类地位变化的关键节点。

指南明确，一线治疗取决于患者管理需求，GLP-1RA可用于伴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或高风险患者的起始治疗，可根据降糖需要选择联合或不联合使用二甲双胍。对于确诊ASCVD，或具有心血管病、心衰、慢性肾病高危因素者，不考虑基线HbA1c、血糖控制目标以及是否应用了二甲双胍，均推荐应用经临床研究证实获益的GLP-1RA或SGLT2i。

在低血糖风险和体重两条治疗路径中，指南都重点推荐了GLP-1。减重路径中，GLP-1RA与SGLT2i的关系从并列变成上下结构，减重效果好的GLP-1RA成为有减重需求者的首选治疗方案。指南还提出，对于2型糖尿病患者，GLP-1RA优于胰岛素；如已用胰岛素，建议联用GLP-1RA。

在这一轮调整中，被反复强化的是GLP-1RA和SGLT2i，DPP-4抑制剂未被列入上述优先推荐路径。

如何理解这一品类拐点

DPP-4抑制剂的相对边缘化，本质是评价标准变了：指南更看重心血管、心衰、慢性肾病结局与减重获益，而GLP-1RA和SGLT2i在这些维度上获得了指南的明确推荐。DPP-4抑制剂仍是糖尿病药物中值得关注的品类之一，与GLP-1RA、胰岛素类似物、SGLT2抑制剂并列，但其在指南路径中的优先级已明显不同。

常见问题

DPP-4抑制剂在ADA2020中处于什么位置？

ADA2020指南提出，2型糖尿病首先应用二甲双胍治疗并辅助生活方式干预，后续治疗方案由病人自身健康状况选择，DPP-4i与GLP-1RA、SGLT2i、TZDs、SU、胰岛素并列为六类可选药物。

ADA2022为什么被视为DPP-4抑制剂的关键拐点？

因为该版指南把起始治疗和联合治疗的推荐重心明确放在GLP-1RA和SGLT2i上，尤其在合并ASCVD或高危因素、心衰、慢性肾病的患者中，推荐应用经临床研究证实获益的这两类药，DPP-4抑制剂不再处于被优先强调的位置。

DPP-4抑制剂还值得关注吗？

它仍是糖尿病药物中值得关注的品类之一，与GLP-1RA、胰岛素类似物、SGLT2抑制剂并列。其作用机制为抑制DPP-4而减少GLP-1在体内的失活，属于口服类降糖药物，具体临床选用仍需结合患者个体情况由医生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