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内交易占比仅2%，数据定价权并未真正掌握在交易所手中，而是散落在场外的点对点协商之中。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作为全国首家数据交易所，其从先驱到重组的历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1.0时代以民企牌照运营、佣金抽成为主的交易所，缺乏对数据产品的定价权，而2.0时代国资背景的新型交易所正在通过全生命周期服务重新争夺这一权力。
从贵阳到北上广深：两代交易所的定价权分野
国内数据交易所建设经历了两个阶段。1.0时代（2015—2017年）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为代表，作为国内首家数据交易所在2015年正式挂牌运营，拉开了全国数据交易所建设的第一波爆发期。此后两年各地约20家数据交易所相继成立，但共同点是由当地上市公司、民营企业自行设立，更多是牌照性质，实际经营普遍较差，存在场内交易活跃度低、场外交易乱象频发等难题，部分交易所发展陷入停滞。
2.0时代开启于2020年，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的数据交易所陆续成立，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也开始重组升级。与1.0时代交易所主要扮演“撮合交易”角色不同，2.0时代的新型交易所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转型，普遍采用国有资本入股、政府指导、市场化运营的方式，既发挥政府政策和资源优势以保障数据权威性与安全性，也确保市场化机构的参与积极性。
两代交易所的核心差异在于定价机制。1.0时代的民营交易所依赖单一佣金收费模式，缺乏对数据产品的标准化评估与定价能力；而国资背景的新型交易所正在探索确权登记、数据产品化等前置服务，试图将定价从“双方协商”推向“市场发现”。这一转变的背景是：场内交易占比仅2%，场外交易高达98%（2022年口径），说明统一的定价机制尚未形成。
数据定价权为何难以收归场内
数据定价权旁落场外的深层原因，与数据要素本身的特性密切相关。数据确权难、质量评估难，直接削弱了交易所作为第三方平台的议价能力。当数据产品的权属不清、质量缺乏统一衡量标准时，买卖双方更倾向于通过场外点对点协商完成交易，而非进入需要标准化流程的场内市场。
此外，最先开发运营的数据以政务数据和国企数据为主，这些数据基本不会在民营背景的交易所挂牌流通，进一步加剧了1.0时代场内市场的空心化。上海数据交易所研究院的预测显示，依托国资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合法化”大有可为，2025年场内交易占比有望从2%提升至33%，潜在空间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2.0时代国资交易所的商业模式已出现分化。北京模式仍以中介服务为主，负责将数据供给方和需求方拉到平台；而上海模式则在其中介服务基础上更进一步，提供确权登记认证服务，甚至可将数据供应方的原始数据直接做成数据产品再挂牌流通，在北上广深四家中目前经营表现最好。上海数据交易所的收费结构也反映出其角色转变：向供方数商收取交易额的2.5%作为数据产品交易服务费，同时向需方数商和第三方数商收取会员费（数商服务费），从单一佣金走向“佣金+会员费”的双轨模式。
常见问题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为何从先驱走向重组？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2015年挂牌运营，作为国内首家数据交易所有开创意义，但1.0时代各地交易所多由民企以牌照性质设立，普遍存在场内交易活跃度低、场外交易乱象频发的问题，部分交易所发展陷入停滞。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重组升级，正是行业从1.0时代迈向2.0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场内交易占比低是否意味着数据交易不活跃？
恰恰相反，数据交易整体活跃，只是大量发生在场外。2022年场内交易占比仅2%，场外交易高达98%，说明数据交易需求旺盛，但缺乏统一的定价机制和标准化流程，导致交易绕过交易所直接在场外完成。
国资背景交易所能改变数据定价格局吗？
2.0时代的国资交易所正从“撮合交易”转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通过国有资本入股、政府指导、市场化运营，在确权、登记、产品化等环节建立标准。上海数据交易所研究院预测，2025年场内交易占比有望从2%提升至33%，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仍取决于数据确权、质量评估等基础制度的完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