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废经营许可证按经营方式分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经营许可证与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两类。这一分类制度对固废治理市场规模的驱动，核心在于收集端准入的分层设计：综合证覆盖各类别危废的收集、贮存、处置全链条，收集证则限定于机动车维修活动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和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镉镍电池两类废物的收集经营活动。收集端门槛相对更低，使此前未被规范收运的小微产废源具备被纳入正规体系的条件，从而扩大固废治理的有效市场边界与处理量需求。

两类许可证的边界差异

综合经营许可证与收集经营许可证的差别，本质是经营范围与链条环节的差别。领取综合证的单位可从事各类别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领取收集证的单位只能从事上述两类特定废物的收集经营活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审批颁发与监督管理工作。

这一制度安排意味着，收集端并非综合处置能力的简单缩减，而是针对分散、量小、来源固定的废物开辟了专门通道。

收集端准入如何释放增量

危废治理行业的进入门槛集中在资质、技术、资金三方面。资质审批周期长、流程复杂，完整的危废项目建设投运涉及选址、立项备案、环评批复、试运行、资质申请、环保竣工验收等多个阶段，获取危废处置资质用时一般在3-5年甚至更长。对中小型企业而言，直接申请综合资质的难度较高。

收集经营许可的存在，使机动车维修与居民生活场景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废镉镍电池能够以相对轻量的方式进入正规收运体系。这类废物的特点是产生源分散、单点量小，此前较难被规模化收运覆盖。收集端准入放宽后，原本处于规范体系之外的废物流量被纳入统计与处理链条，固废治理的处理量需求随之扩大。

供需缺口构成规模扩张的底层逻辑

从需求侧看，实际危废处理量高于相关数据披露的数量。按相关数据推算，2018年大、中城市危废产生量约4643.0万吨，而按大中城市口径占全国比重测算的全国危废产量约8032万吨，两者相差近一倍，东吴证券研究报告将其归因于企业自行申报导致的统计失真。对标发达国家，2017年发达国家整体危废产量占固废总产量比重为5%-10%，中国同期占比为2.01%。

从供给侧看，2018年全国危废利用处置产能达1.02亿吨，与实际产量相比仍存在约1600万吨的产能缺口；2018年危废实际利用处置量为2697万吨，产能利用率仅为26.41%。国盛证券相关研报将产能利用率低归因于供需种类不匹配、拥有牌照却无实际处置能力、区域错配三方面。

收集端的制度性放开，与上述供需缺口形成叠加：一方面把分散产废源纳入正规收运，扩大有效需求边界；另一方面为后续综合处置环节输送更稳定的物料来源。危废共分46大类479种，88%的危废处置企业仅能处理5种以下危废种类，收运体系的完善有助于缓解种类与区域之间的错配。

常见问题

综合经营许可证和收集经营许可证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综合经营许可证可从事各类别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覆盖全链条；收集经营许可证只能从事机动车维修活动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和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镉镍电池的收集经营活动，范围限定于两类特定废物。

为什么说收集经营许可能够扩大固废治理的市场规模？

机动车维修和居民生活场景产生的废矿物油、废镉镍电池，产生源分散、单点量小，此前较难被规模化收运覆盖。收集端准入相对综合处置更为轻量，使这类废物流量得以进入正规体系，从而扩大固废治理的有效市场边界与处理量需求。

危废治理行业的产能缺口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据东吴证券相关研究报告，2018年全国危废利用处置产能达1.02亿吨，与同期测算的危废产量相比仍存在约1600万吨的产能缺口；2018年危废实际利用处置量为2697万吨，产能利用率仅为26.41%。国盛证券相关研报将低产能利用率归因于供需种类不匹配、牌照与实际处置能力脱节、区域错配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