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海数据交易所研究院的预测，数据要素场内交易占比有望从2022年的2%提升至2025年的33%，这意味着以国资背景交易所为核心的规范化场内流通，将成为数据要素市场的主流渠道，交易所在数据定价与产业链议价中的话语权也将随之显著增强。这一转变的核心逻辑在于：供给结构（政务与国企数据为主）与交易载体（国资交易所）的双重变化，正在重塑数据要素从场外私下协商到场内规则化定价的格局。
场内交易扩张背后的定价权逻辑
场内交易占比的跃升，并非简单的渠道迁移，而是定价机制的系统性重构。在场外交易阶段，数据买卖双方多通过私下协商完成议价，价格不透明、缺乏统一标准；而场内交易依托国资背景交易所的规则体系，正在将定价权从零散的供需双方博弈，收拢至具备制度设计能力的交易所平台。
以上海数据交易所为例，其采用“佣金费+会员费”的盈利模式，其中向数据供应方收取交易额的2.5%作为数据产品交易服务费。这一抽佣机制意味着，交易所的收入与交易规模直接挂钩，其有动力推动数据产品标准化与交易活跃度提升，而非单纯依赖单笔高溢价。同时，交易所提供的确权登记、数据规整、脱敏等服务，实际上介入了数据产品从原始数据到可交易标的的转化过程，这使得交易所不仅是交易的撮合者，更是数据产品化与价值评估规则的制定者。
供给结构如何影响议价格局
资料显示，最先开发运营的数据主要以政务数据和国企数据为主，这类数据基本不会在民营背景的交易所挂牌流通。这一供给结构对议价格局产生了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政务与国企数据的权威性和稀缺性，使其供给方在场内交易中天然具备较强议价地位，不太可能出现供给过剩导致的压价竞争；另一方面，由于这类数据具有公共属性，其定价更倾向于遵循交易所制定的规范性标准，而非场外的一对一博弈。这意味着，场外交易中常见的“数据买方主导压价”或“数据卖方漫天要价”的模式，将逐步让位于交易所规则框架下的透明化定价。
从交易所的商业模式演进看，2.0时代的国资交易所已普遍由“撮合交易”角色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转型，国有资本入股、政府指导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的方式，既保障了数据的权威性与安全性，也为定价规则的公信力提供了制度基础。在北上广深四家交易所中，上海数据交易所被资料明确表述为“目前做得最好”，其“数商生态”模式在纯中介服务基础上，增加了将原始数据直接加工为数据产品的服务能力，进一步强化了交易所在价值发现环节的介入深度。
产业链利润分配的可能走向
场内交易占比的提升与交易所角色的深化，将直接影响数据要素产业链各环节的利润分配结构。在供给端，手握政务与国企数据资源的持牌方，借助交易所的规范化通道，有望获得更稳定的数据产品化收益；在流通端，交易所通过交易额抽佣与会员费获取持续性收入，其收入规模将随场内交易金额的指数级增长而同步放大；在需求端，数据买方虽然需要支付会员费与数据产品对价，但获得了更可靠的数据来源与合规保障，降低了场外交易的风险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演变仍处于推进过程中，最终的议价格局与利润分配比例，需以交易所后续的实际运营数据与行业公开信息为准。
常见问题
场内交易占比提升是否意味着场外交易会消失？
不会完全消失。预测数据显示，即使到2025年场内交易占比提升至33%，场外交易仍将占据67%的份额。场外交易在灵活性与定制化方面仍有其适用场景，但规范化、标准化的场内交易将成为高价值、高合规要求数据流通的主流渠道。
上海数据交易所的收费模式是怎样的？
上海数据交易所主要采取两种收费形式：一是向数据供应方收取交易额的2.5%作为数据产品交易服务费；二是向数据需求方收取会员费，可按单次查询或年度无限次查询等方式计费。此外，对数商主体还设有数商服务费，需方数商为一次性收费，第三方数商按年收费。
国资背景交易所在定价权上有什么优势？
国资交易所采用国有资本入股、政府指导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能够发挥政府政策和资源优势，保障数据的权威性与安全性；另一方面，其制定的确权、登记、清算等规则具有更强的公信力，使得基于交易所平台的定价结果更容易被产业链各方接受，从而在数据要素定价机制中掌握主导权。